皖南事变的简介？皖南事变时间（抗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本文目录

• 皖南事变的简介
• 皖南事变时间（抗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 皖南事变爆发于（ ）年
• “皖南事变”的三个谜团是什么
• 什么是“皖南事变”
• 皖南事变是哪一年发生的
• “皖南事变”发生在（）时期
• “皖南事变”的战况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什么事变
• 皖南事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皖南事变的简介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分别由叶挺和项英担任正副军长袁国平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

事件中，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范力沛认为，此事件起因为此前黄桥事件，是国民政府对黄桥事件的报复行动。

扩展资料：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皖南事变时间（抗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控制整个东北地区。这个事件成为了抗日战争的导火索，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抵抗和反击。而在皖南，也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事变，即皖南事变。本文将介绍皖南事变的时间、背景、经过和影响。

背景

皖南是指安徽南部地区，当时是中国军队的重要驻地。1936年，国共两党达成了《西安事变协定》，结束了国共内战。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同时，日本在华南地区加强了军事力量，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经过

1936年12月，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戴笠派遣了一个特务组织前往皖南地区，执行秘密任务。这个特务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国共两党内部的异己势力，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这个特务组织的领导人是叶挺和贺龙，他们在皖南地区招募了一批新的特务，开始了秘密活动。

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戴笠突然被调往南京，叶挺和贺龙的特务组织也失去了支持。此时，特务组织中的一些人开始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他们认为国民党当局的行为是背叛了革命的理想和信仰。于是，他们决定发动一场反国民党的起义，推翻国民党政府。

1937年1月22日，叶挺和贺龙的特务组织在皖南地区发动了起义，占领了当地的政府机关和军事设施。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进攻起义军，但起义军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坚持了数日。最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皖南地区，起义军被迫撤退。

影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揭示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它也表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皖南事变的失败，使得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和左翼势力更加警惕和压制，加速了国共内战的爆发。而在抗日战争中，叶挺和贺龙等人的英勇表现，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信仰。

结尾

皖南事变的时间是1937年1月22日，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次重大事件。皖南事变揭示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也表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皖南事变的失败，加速了国共内战的爆发，但叶挺和贺龙等人的英勇表现，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信仰。

皖南事变爆发于（ ）年

皖南事变爆发于1941年。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以8万多军队的优势兵力，袭击和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这一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也就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时，《新华日报》正值创刊三周年。1月17日夜，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通宵未眠，紧急动员，警卫着部、排字房和印刷房，严防反动派破坏。17日半夜，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老爷们“亲临”报社，坐等审查次日报纸的内容，企图阻止我们发表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人们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和真相，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

皖南事变的意义

皖南事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大惨败，但是其影响意义却是深远的，并且也是十分重大的。皖南事变意义直观上而言便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的正式公开，另外，皖南事变意义还在于我国国共两个政党对于自身的反省，可以说这是一场危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契机。

皖南事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大惨败，但是其影响意义却是深远的，并且也是十分重大的。皖南事变意义直观上而言便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的正式公开，另外，皖南事变意义还在于我国国共两个政党对于自身的反省，可以说这是一场危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契机。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三个谜团是什么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一、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坝同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二、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三、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县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可是，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什么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做周密的安排，不做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弋江已经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进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些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什么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以8万多军队的优势兵力，袭击和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这一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也就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名义，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阴谋在我军行动中借机围歼。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不执行党中央指示。1941年1月7日，新四军部队行进到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布置的7个师的突然袭击，新四军仓促应战，激战七昼夜，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突出重围的只有千余人。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后在山洞中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时，《新华日报》正值创刊三周年。1月17日夜，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通宵未眠，紧急动员，警卫着部、排字房和印刷房，严防反动派破坏。17日半夜，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老爷们“亲临”报社，坐等审查次日报纸的内容，企图阻止我们发表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用大字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尽管题词只有25个字，但它揭露了“皖南事变”的实质和真相，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动。

皖南事变是哪一年发生的

1941年1月6日(农历1940年12月9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皖南事变”发生在（）时期

【答案】：B第二次国共合作,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本题选B。

“皖南事变”的战况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12月26日再次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12月27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6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7天7夜后，新四军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必须要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有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鹿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中共代表不能无条件出席。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什么事变

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广大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