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国防授权法案（少数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将采取对等措施）

本文目录

• 少数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将采取对等措施
• 一份智库报告透露的秘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下一步措施
• 被美国制裁了六年，大疆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
• 拜登签署过的法案有哪些

少数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中方：将采取对等措施

1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的XBB.1.5毒株，鉴于中国现在已经重新开放边境，是否会针对美国的情况采取应对措施？是否会针对来自美国的旅客进行病毒检测，或是禁止入境？
汪文斌资料图
汪文斌表示，中方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总体方案和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之后，多国表态予以欢迎，但也有少数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以最大的诚意，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有关国家进行了充分沟通，详细介绍了中方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当前中国国内的疫情形势。
汪文斌指出，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对等措施。我们再次呼吁各方从事实出发，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避免将防疫政治化。
“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措施，共同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促进团结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汪文斌称。
延伸阅读：
美国敏感还是中国敏感：军售、疫情、“无害通行”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又最复杂的两国关系，就是因为美国实行着一边为巩固霸权打压中国，一边为经济求合作的矛盾操作，颇有点古人言所指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意味。
比如，近日中国疫情封控政策改变，美国一改前态却又倒打一耙，反指中方对美方称“中国疫情不透明”的表态非常敏感。
但事实证明，没事反复挑事的一方才敏感。
谁敏感
近来三件事，可做证明。
第一件事，澳大利亚政府打算斥资6.8亿美元购买“海军攻击导弹”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这是在俄乌冲突中，看到了“海马斯”系统具备的“毁灭性”打击能力，澳大利亚寻求通过增加这样的武器装备，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这能使我们的国防力量有能力遏制冲突，保护我们的利益。”
这是澳大利亚的自我追求，无关第三方，但美媒在报道中，则硬扯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中国军力发展感到担忧”，所以澳大利亚近年来加强了与盟友关系和军事能力。
美媒如此鼓噪渲染中国的军力，谁敏感？
第二件事，回到疫情上来。此前美国指责中国防控过严，但在中国放开封控后，美国带头鼓噪要对中国游客加强限制，但另一边白宫又喊话中方“不要对各国针对疫情限制中国的措施加以报复”，指责中国对于分享相关信息十分敏感。
美国政府暗指中方对疫情爆发“缺乏透明度”，然而实际上在中国流行的新冠变种病毒，是美国早已经流行过的BA.5.2和BF.7，反而新毒株XBB.1.5毒株在美国盛行，美国却更关注中国疫情，谁敏感？
第三件事，隶属美国印太司令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打击群，美“钟云”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对美舰过航进行全程跟监警戒。美国又要自称“无害通行”，指责中国兴师动众，过于敏感了。
台湾海峡是国际通用水道，属中国管辖范围的专属经济区，只要各国无害通过时无需报备。但美国军舰所谓“无害通过”时，往往带着其政治目的，甚至故意鼓噪宣扬，引起地区紧张，如这次蔡英文要求台军展开实战化备战，就是“钟云号”穿行台湾海峡，向“台独”释放了错误信号。
美军恶意挑动地区紧张气氛，倒打一耙指责中国敏感，谁敏感？
中美关系
美国嘴上冠冕堂皇，但实际上为了巩固霸权已经不要脸面。
从美方通过并签署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可看出，全篇提到“中国”的地方甚至超过了260次，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所谓的“战略竞争”不管是范围和程度都在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从美国在2022年时的拉拢盟友围堵、打压中企、限制芯片等各方面也能看出。
而中美这样的紧张关系，必然还会持续，这其中还存在着多项变量。
如俄乌冲突的走向，俄罗斯胜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再如欧盟，在被美国吸血削弱后，欧洲如何自处，中欧会如何走向；还有中国疫情管控政策开放后的一系列经济影响，这些方面都将成为之后中美博弈的重要因素。

一份智库报告透露的秘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下一步措施

工情报 Author 黄鑫

机工情报

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情报和贸易风险问题研究

2月18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摩尔定律被破坏：中国政策对全球半导体创新的影响》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概述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 发展情况 ；分析了半导体行业 持续创新的动力和条件 ；探讨了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 政策及其影响。

紧接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美国供应链行政令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指示对 半导体、医疗用品、关键矿产及高容量电池 的供应链进行广泛评估。

由此可见，半导体行业对美国制造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当前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1. 美国企业销售额占全球近50%，但生产能力较弱

2019年，总部位于 美国的半导体企业 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 销售额中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 (与2012年的51.8%相比下降了约5%)，紧随其后的是韩国(19%)、日本和欧洲(各占10%)、中国台湾(6%)及中国大陆(5%)。

然而，截至2019年，美国仅占全球半导体制造市场的11％，而 韩国 该比例为28％，中国台湾为22％ ，日本为16％，中国大陆为12％，欧洲为3％。 2015 2019年，中国大陆在全球半导体制造市场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 。直到2020年底，美国只有20家半导体制造厂（FAB）在运营。

2. 美、欧、韩在半导体行业的不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逻辑芯片（logic chips）、存储器（memory chips）、模拟芯片（analog chips）和分立器件（discrete chips）是半导体行业的四大领域。从全球半导体行业每个主要细分领域的市场份额来看，2019年，美国在逻辑芯片和模拟芯片方面明显领先；韩国在存储器方面领先(美国紧随其后)；欧洲在分立器件方面领先。总部位于 中国的企业在逻辑芯片市场的占有率为9% ， 在分立器件市场的占有率为5%。

就具体企业而言，英特尔是全球逻辑芯片的领导者；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ADI和英飞凌(Infineon)是模拟芯片的领导者，其市场份额分别为19%、10%和7%；三星(Samsung)、SK海力士(SK Hynix)和美光(Micron)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4%、29%和21%。

3.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参与程度高，各国均有不同的价值优势

半导体行业高度全球化，大量国家/地区的企业在半导体生产的多个方面展开竞争，从半导体设计到制造，再到ATP(组装、测试和封装)。在半导体价值链（value chain）的每个环节上，平均有来自25个国家的企业参与直接供应链（direct supply chain），23个国家的企业参与支撑工作（support function）。超过12个国家拥有直接从事半导体芯片设计的企业，39个国家至少拥有1家半导体制造工厂，超过25个国家拥有从事ATP的企业。

半导体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创造了相当大的价值。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估计，半导体芯片90%的价值存在于设计和制造阶段，10%的价值来自ATP。

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专业化 ，因为企业——甚至国家内部的整个产业生态集群——都选择将精力集中在掌握半导体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上。例如，荷兰在极紫外(EUV)光刻方面的优势；日本在化学品和生产设备方面的优势；韩国在存储芯片方面的优势；中国台湾在代工厂上的优势；马来西亚和越南在ATP方面的优势。

4. 美国半导体专利申请全球领先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追踪其授予的半导体专利数据可知，虽然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专利中的份额从1998年的43%下降到2018年的29%，但仍然领先；日本的份额下降了大约1/3，从33%下降到23%；随后是中国台湾和韩国；欧盟排在第五位；中国大陆排名第六，约占全球专利的6%。如果 计算每10亿美元GDP中的专利数，中国的滞后就更为严重 。每10亿美元的GDP中，有310项专利授予美国半导体企业，仅有 77项专利授予中国半导体企业 。

5. 中国占全球半导体行业增加值的份额不断攀升

就全球半导体行业增加值的份额而言， 2001 2016年，中国大陆的增长率几乎增长了四倍，从8％增长到31％ ；美国的份额从28%下降到22%；日本的份额下降了2/3以上，从30%下降到8%；中国台湾的份额从8%增长到15%；韩国的份额从5%增长到10%；德国和马来西亚各占2%的份额。

6. 除日本和美国外，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半导体行业出口均有所增长

2005 2019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行业出口从278亿美元增长到1380亿美元；中国台湾从359亿美元增长到1110亿美元；韩国从309亿美元增长到924亿美元；欧盟27国+英国从694亿美元增长到816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出口大致保持不变，2005年为531亿美元，2019年为529亿美元；日本的出口略有下降，从479亿美元降至469亿美元。

7. 半导体是全球研发最密集的行业之一

半导体与生物制药是全球研发最密集的行业。在2019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2019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上，排名前13位的半导体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销售额的18.4%，超过了生物制药行业。其中，前三名分别是美国的高通、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和美国的AMD。而在实际投入（actual investment）方面，三星以148亿欧元(约合176亿美元)领先，华为以127亿欧元(约合150亿美元)紧随其后，英特尔(Intel)以118亿欧元(约合137亿美元)排名第三。

截至2018年，总部位于美国企业的半导体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为17.4%，欧洲为13.9%，中国台湾为9.9%，日本为8.8%，中国大陆为8.4%，韩国为7.3%。欧洲半导体行业的研发强度已从2010年的16.5%下降到如今的13.9%。相反，中国半导体企业的研发强度从2012年的6.3%上升到2018年的8.4%。

8. 半导体行业资本投入高

半导体也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2019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资本支出(CapEx)总计319亿美元，占销售额的比例达到12.5%，仅次于美国的替代能源行业（alternative-energy sector）。在全球资本支出方面，2019年，总部位于韩国的企业对半导体行业的资本支出占全球该行业资本支出的31%，其次是美国(28%)、中国台湾(17%)、中国大陆(10%)、日本(5%)和欧洲(4%)。

开发新的半导体设计或建立新的半导体晶圆厂所需的专业知识、资金和规模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例如，将芯片设计从10 nm推进到7nm的成本增加了1亿美元以上，而从7 nm推进到5 nm的成本可能又翻了一番，从3亿美元增加到近5.5亿美元。但这仅是设计芯片的成本。据估计，截至2020年，新建14 16nm晶圆厂的平均成本为130亿美元；10nm晶圆厂的建造成本为150亿美元；7nm晶圆厂的建造成本为180亿美元；5nm晶圆厂的建造成本为200亿美元。

中国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举足轻重

1. 中国半导体实力不断增强

无论从芯片设计还是制造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例如，2010 2015年，中国IC设计企业的数量就从485家增加到715家。2005 2015年，中国半导体行业复合年增长率为18.7%，半导体消费增长率为14.3%，全球半导体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仅为4.0%。

目前，全球约有20％的无晶圆厂IC设计公司位于中国。正如德勤(Deloitte)的一份报告所述，“在集成电路设计方面，中国大陆的能力在过去5年里激增，并开始赶上中国台湾和韩国，成为亚太地区IC设计的主要参与者。”

2. 中国市场对美国半导体企业而言十分重要

中国市场相当重要，在许多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2018年前四个月，中国市场占高通收入的60%以上，美光的50%以上，博通的45%左右，德州仪器的40%以上。2018年，美国半导体企业约36%的收入，即750亿美元，来自对中国的销售。

3. 中国半导体行业收入快速增长，但净利润率低

截至2019年底，全球136家最大的半导体企业创造的收入总计5718亿美元。其中，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为413亿美元，占全球收入的7.2%以上。中国企业占全球封装测试服务(OSAT)收入的21%(60亿美元)；占代工收入的8%(45亿美元)；占芯片设计和制造收入的7%(296亿美元)。2015年，中国企业占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的4%。由此可见，2015 2019年，中国企业的收入占比几乎翻了一番。

尽管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收入发展迅速，但其净利润率只有英特尔(Intel)、三星(Samsung)、台积电(TSMC)、SK海力士(SK Hynix)和美光(Micron)等企业的一小部分。平均而言，2019年，非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净利润率为19.4%，而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净利润率为12.1% 。

智库提议未来应采取哪些针对中国的措施

报告称，中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扭曲全球市场，阻碍创新型企业发展和研发投入，破坏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报告为应对“中国挑战”提出了国际层面和美国国内层面（落实《为芯片生产创造有益的激励措施法案》（CHIPS）、增加半导体研发的联邦投资）的建议。其中，国际层面的建议包括：

1. 扩大世贸组织有关补贴的内容

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将财政援助确定为补贴需要具备三个要素：1）财政捐款；2）由政府或公共机构给予；3）给予这种捐助的收益。

因此， 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世贸组织合作，更新其规则，对激进的工业补贴施加更严厉的条件和惩罚。 首先 澄清“公共机构”的定义 ，将其扩大到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受国家影响的实体。同时，要求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志同道合的国家应专注于大幅 提高全球补贴的透明度 ，包括坚持及时、完整地通告补贴行为，并 对未及时通报的补贴建立损害推定 。各国还应召开世贸组织成员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之间的年度会议，讨论与过度使用补贴相关的模式和挑战。

2. 盟国应在半导体出口管制方面进行合作

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中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地。对支撑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核心技术的出口管制无疑将成为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的工具。然而，正如ITIF曾经提出的，美国应尽最大可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协调出口管制措施 ，“因为出口管制制度在国际协调的情况下最为成功。”正如《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第4811(5)条所述，“ 出口管制应与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相协调。多边的出口管制是最有效的 ，应该将重点放在那些能够用来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严重国家安全威胁的核心技术和其他物项上。”

报告提出，之前美国为了寻求实现经济或贸易政策目标，不断推行单边出口管制。其与代表特定半导体(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行业和更广泛先进技术的传统瓦森纳协定（瓦协）之间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管制方式。因此， 美国应避免实施单边出口管制，并寻求制定更雄心勃勃和更有效的诸边（plurilateral）办法，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荷兰和英国等具有本土半导体产能的国家（地区）共同实施出口管制。

这些国家应共同努力，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对全球半导体行业构成的威胁以及半导体技术的发展速度和进展达成共识。然后，这些国家 应在“瓦协”之外建立工作组，即“小瓦协”，对半导体技术和相关管制物项（现有管制物项范围之外）进行定义，并制定共同的许可政策。

3. 统一外商直接投资审查程序

《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指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建立一个正式程序，与盟国政府分享信息，并在投资安全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因此，美国应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协调投资审查程序，并考虑扩大其例外国（excepted foreign states）名单， 将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国包括在内。

4. 加强信息共享，打击对外经济间谍活动以及知识产权、技术或商业秘密盗窃

美国应该带领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五眼联盟”，专门致力于合作打击由国家资助的先进技术领域中的间谍活动。该组织可以 编制一份企图进行知识产权盗窃的企业及个人名单，同时制定机制，限制这些企业和个人在盟国市场上竞争。

5. 在半导体研发中实现盟国间合作

半导体创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意味着有机会招募来自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长期、高潜力的研发计划，如“semiconductor moon shots”（半导体登月计划）。这实际上是美国两党《芯片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所预期的，它呼吁 设立一个7.5亿美元的多边安全基金 ，以支持安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采用。在这方面， 确保微电子供应链的安全将是第一步 ，国会将在今年秋天审查《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重新授权时，为这一条款拨出资金。

小结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ITIF排在当年美国顶级智库（Top Think Tanks）第39位，全球顶级 科技 政策智库（T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ink Tanks）第4位。其主席阿特金森（Rob Atkinson）具有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其观点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此前，ITIF的很多建议和倡导均被美国政府采纳。

ITIF一直对我国的 科技 创新政策持批评态度，并主张对我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此份报告在半导体领域的建议与拜登政府联合盟国，发展国内制造业，遏制中国的思路不谋而合，因此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采纳。

被美国制裁了六年，大疆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

一边是乌克兰战场上空本属消费级的大疆满天飞，开始引发业界讨论廉价民用无人机是否正在成为“游击队的空军”；

另一边是3月12日，美国设计软件公司Figma宣布封禁大疆公司账户，并连一点反应时间都没给， 表示因无法登陆而拿不到的设计文件，会在两周内通过邮件发给大疆。

Figma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设计软件，但国内的同类软件为了差异化竞争，大多有各自的侧重点，所以单一某个软件又很难完全替代Figma。

大疆此次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可能会被打乱研发设计的节奏，影响产品迭代的速度；二是可能需要增加成本，用以购买多个软件来替代Figma。

从2016年到2022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大疆的限制和制裁不断加码。但事实却是，大疆再次期间一直都保持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上70%以上的市占率，在北美的市场占比甚至一度到过85%。

美国国防部前脚宣布军方禁用，美军后脚就“不听话”的花了几十万美元买大疆的无人机，还带动了伊朗和英国的军方购买潮。美国给大疆加关税，大疆反手就给美国本土销售的产品等比例涨价保持利润率，市占率甚至不降反升。

美国政府为了制裁大疆几乎算得上绞尽脑汁，但被制裁的第六年，大疆怎么依然活得好好的？

总统换了三届，大疆还是大疆

那一年1月26日，特勤局在巡逻时发现白宫南部的草坪上出现一架坠毁的四旋翼无人机，军方和特勤局为此如临大敌，最后却发现，这台小东西来自美国政府情报人员的酒后瞎玩，由于操作不熟练外加酒后脑子不灵光，东西飞到了白宫哥们也不知道，回屋就睡觉去了。

晚宴上的确笑声一片，但无论是台上演讲的奥巴马，还是台下坐着的的特朗普，没人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来处理。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张拜登在白宫门前对大疆挥舞棒球棍的图片，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表态，甚至是一种预言。

2016年，美国议员开始以网络数据安全为由提案限制大疆；2017年美国正式对大疆发起调查；

2018年5月，美国国防部陆军部以备忘录形式，要求所有下属部队停止采购和使用大疆，禁用大疆的一切无人机产品。

然而所有限制措施都没能挡住大疆每年300%-500%的业绩增长，大疆依然占据了美国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5%左右的份额，一度被美国人寄予厚望3D Robotics也因为防抖云台的量产能力和GPS系统时常出现连接错误等问题，被大疆打得找不着北。

美军自己也对禁令颇有微词，这一年8月，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向上打了个采购报告，表示我们试了美国本土的Tiny Whoop、Ebee、3DR Solo，但都无法满足需求。 “由于作战任务紧急又缺乏本土替代品，希望特批采购35架大疆无人机Mavic Pro铂金版。”

根据CNN披露的采购单等消息，陆军部禁令下达后的一年时间里，“不大听话”的海军和空军们，分别花费了近19万美元和5万美元购买大疆制造的无人机。

美国空军采购单

2019年，此前所有措施都没能生效的美国政府开始对制裁措施加码，国防部在《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明令禁止联邦资金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商务部则宣布将大疆被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对其产品变相增加关税。

大疆也没怂，反手将美国本土受影响的型号“涨价”处理，最多的涨了230美元，最少的也涨了120美元左右，平均涨幅大约在10%到13%。

美国普通消费者和相关公司也在用钱投票，为了在涨价前买到机器，带来了一波集中购买潮，一度将大疆的市占率推到了85%。

美国空军因为想采购一些已经停产的型号，甚至在这一年考虑过直接和大疆合作订单。但 大疆一贯不做军品，包括美军在内的各国军方，其实都是通过公开销售渠道进行购买的，甚至有一些是士兵们自己在亚马逊上下的单。

美军想要停产型号，大疆官方发言人利斯伯格的回应是：经销商可能还有库存，要不你们去问问？

2020年10月，美国内政部长下令停止进一步购买中国无人机，两个月后，大疆“喜提”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

但大疆在消费级市场上的优势，已经有点挡不住了。唯一给大疆带来过麻烦的对手3D Robotics已经被打得直接退出了市场，包括微软等在内的其他品牌最高市占率也不超过4%，而大疆在民用市场的全球市占率至今维持在70%左右。

另一边，美国政府对大疆的围追堵截，和美国军方找不到替代品只能反复横跳的现状，让各国部队都开始注意起民用无人机在军事上的应用。

2020年7月，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了个消息，说通过边防局和英国大使馆的双边合作框架， 从英方获得了总价约4.46万美元的10架无人机 ，用于空中巡视边界，保卫国土安全。

结果大家一看图片，这十架无人机其实是大疆的Mavic，系列里最贵的专业版也才12888人民币一架， 十架加起来都没超过13万元，折合成美元大约是2万多。

从2015年那架四旋翼无人机坠毁在奥巴马执掌的白宫草坪上，到2022年拜登治下设计软件公司Figma宣布封禁大疆公司账户。七年过去，美国总统都换了三届，但大疆还是那个大疆。

嗯，只是更强了。

技术就是竞争力

在大疆制裁与反制的故事里，流传最广的是那段被加关税反手涨价的桥段，看起来好像特别燃，但平心而论，那其实是一个极为理性的商业决策，背后是大疆强大的技术力和有足够竞争力的优越产品，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做到的事情。

用大疆公关总监谢阗的话说， “大疆无人机能拆开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底层代码都是自己的，无论是专利还是研究方法，任何无人机公司都很难绕过大疆。”

而这种专利与技术的积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创始人汪滔，还有两个对大疆至关重要的人，一个是汪滔在香港 科技 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李泽湘，另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机器人方向的教授朱晓蕊。两个人在大疆走得只剩一个出纳的时候，一起给汪滔投了100万人民币，刚好又赶上哈工大（深圳）相关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才算给大疆解决了钱和人的问题。

李泽湘和朱晓蕊都是做学术的，加上汪滔自己和最早一批来自港科大、哈工大的技术团队， 大疆最初的班底就有极其浓厚的工程师氛围。大疆内部有很多人甚至觉得汪滔建立的研发体系可能是国内效率最高的，技术文档写得能当教科书，“有这种研发习惯的人很难不成功”。

而事实也在验证这句话。

2009年3月，大疆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款第一个能量产的直升机飞控产品XP 3.1，技术领先+竞品很少，实现了商业上的盈亏平衡；

2010年就迭代推出了第二代直升机飞控Ace one，重量从XP 3.1的700-800克降到了100克左右，单价也从XP3.1的两万多降到了一千多块人民币，很快将营收水平稳定在了百万级别，之后又迅速迭代推出了新一代直升机飞控WooKong。紧接着又在WooKong基础上改出了自家的多旋翼飞控WooKong-M。

凭借WooKong系列，大疆直接迈过了年收入千万及单个产品收入体量破千万的门槛，进入了不差钱的阶段，从业务起步算起来，整个过程一共才用了不到3年。

很多人说大疆在无人机市场上的优势是先发优势，这句话的判断只对了一半。

因为同时代国内的无人机创业公司不止大疆一个，但没人能有大疆这样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也就没人能跟得上那样快的产品迭代速度。

大疆的优势，本质上是由研发团队技术实力兑换为产品迭代速率，再一点点滚大的雪球。

更重要的是，汪滔对技术发展路径的认知造就了他对产业趋势出奇敏锐的洞察力。他从一开始就判断无人机主要的三个技术难点在“飞控、云台，和图传”，并为此制定了三个产品研发方向。

其中图传的需求还没有起来，且难度较高，所以选择先进行外包； 资源被优先倾斜到了飞控和云台的技术研发上。

而云台的研发，又成就了大疆的下一轮爆发。并成为了大疆挡住海外创业公司冲击的重要技术优势。

一场让大疆成熟的硅谷商战

2011年，印第安纳州曼西市举办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上，汪滔结识了美国人科林·奎恩。奎恩当时经营一家做航拍的创业公司，想找一找有没有谁家的无人机能拍摄出稳定的视频，而这正是大疆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几个月后，大疆在德国纽伦堡的Toy Fair展会上发布了采用大疆自研云台技术的那款“禅思Z15”，这是全球首个民用的高精度云台，几乎一夜之间引爆业界。科林·奎恩则已经加入大疆，在美国成立了大疆的北美分公司，他持有48%股份，大疆持有剩余52%。

一年后的2013年1月，大疆发布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那款无人机产品： DJI Phantom，大疆“精灵”。

现在所有人都在说专业无人机市场和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不一样，但在大疆“精灵”出现之前，压根就不存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就像Apple II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特斯拉开创了电动 汽车 产业一样，是大疆用“精灵”这款产品，开创了非专业无人机的市场，直接带动了2014年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融资潮，高通、雷柏、英特尔跑到中国找项目，出手就是5000万美元级别。

而负责美国公司运营的科林也是个营销奇才，提出了“ 未来无所不能 ”的广告语，并利用他参加《极限挑战》等综艺节目积累的明星资源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 Phantom，进一步打破了普通消费者对无人机的认知壁垒。

那段时间也刚好是Go Pro开始爆红的时候，从禅思到大疆精灵的前两代产品都只有云台，并没有自己做相机，而是默认搭载GoPro。科林牵线希望大疆和GoPro深度合作，结果对方在谈判中要求拿走三分之二的利润，科林还答应了，一下触碰了汪滔的雷区。

这也算是无人机发展史上的一段公案， 很多媒体后来在报道时简单将汪滔和科林之间的矛盾，归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

回顾大疆起家的前半程，几乎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硬生生通过技术演进和研发迭代建立起来的 。大疆内部研发部门的权重一直很高，过万名员工里有近一半从事工程开发工作，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比15%左右。

汪滔曾回忆说创业之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商业逻辑，就是想做产品。这种略显懵懂的创业方式固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背后是一个工程师对技术和产品近乎本能的追求，最终奠定了大疆以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公司文化。

大疆和科林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对于大疆和汪滔来说，一个只能起到营销作用的GoPro要切走利润的三分之二，恐怕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他们心里，也许只有决定了产品本身走向的研发和技术才配得到利润的大头，搞营销的不配。

这种矛盾在之后跟科林的谈判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科林觉得自己是开拓北美市场的最大功臣，甚至觉得自己塑造了大疆的企业形象，算得上大疆的二号人物，但汪滔给对方的定位则是区域营销和销售负责人，以至于二者出现了巨大估值差，谈判破裂。

2013年年底，汪滔将北美分公司员工电邮账户全部锁定，解散大部分员工，所有北美客户订单重定向至中国总部，大疆把此后对美国竞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抓回了自己手里 。

科林反手将大疆告至法庭，最终双方庭外和解，科林拿到1000万美金和解费，按照当年红杉进入大疆的15亿美金的估值折算，这个价格应该更接近大疆方面的心理预期。

而离职的科林火速入职美国一家无人机企业3D Robotics，扬言要让全世界认识3DR，但入职后的第一款产品Iris就没能达到预期，寄予厚望的Solo则频繁出现GPS系统连接问题，连稳定飞行都很难保证。产品上市的时候甚至连防抖云台的量产都还没实现，直到几个月之后才把云台部件给补上。

最终solo在和大疆“精灵3 Pro”的对决中溃不成军。3D Robotics备货10万台，最终只卖出去2万台，直接导致公司宣布退出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大疆则和GoPro谈崩、踢出科林之后，很快发布了“精灵3”， 用上了其实早有布局的自研相机，加上“飞控、云台、图传”中的最后一项“图传”也不再使用外包的模拟图传方案，而用上了自己研发的数字图传。大疆完全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的自主化。

2015年，奥巴马因为白宫草坪上那架坠毁的无人机各种发表言论，反思是不是该限制中国无人机的时候，其实消费级市场最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大疆所积累下来的技术实力， 被兑换成了公司的厚厚的竞争壁垒，别管是谁来，一时半会都很难动摇他的根基。

结语

2019年以后，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创新局曾出台过一个“蓝色无人机”计划，宣称为美军和联邦政府部门提供替代中国产品的“安全选项”，一边封禁大疆，一边给另外5家公司开了白名单，号称这五家公司的无人机，是美国陆军和国防创新局合作了18个月挑出来的“最佳无人机技术”。

美国内政部也挺配合，迅速停飞了约800架中国无人机，马不停蹄地跑去找这五家白名单公司买货重构机队。后来被英国媒体曝光了一份内部文件， 文件显示蓝色无人机项目平均售价高达2100美元，比中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贵了8-14倍，表现却明显不如中国的无人机，无法满足内政部需求。

这份文件中，美国内政部声称， 如果只使用美国批准的无人机，将导致内政部的态势感知能力下降95%，只能满足任务需求的20%，将导致美国内政部“几乎不可能”有效开展工作。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配合宣布宣布打击“虚假美国制造”，规定真正的美国制造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产品的最终组装和加工必须在美国；二，产品的所有重要加工在美国；三，产品绝大部分零部件产自美国。

结果最后发现，美国实际上根本没有无人机的供应链。无人机所需的相机，云台，机身，电池都是中国供应。被美国开了白名单的五家公司里，至少四家公司在电路板等零件上，依赖中国大陆供应， 在小型民用无人机的领域，美国其实拿不出来能摆脱中国技术的替代产品。

而大疆崛起的过程中，李泽湘、朱晓蕊、香港 科技 大学、哈工大（深圳）、又处处都有深圳地区对产学研结合模式 探索 的痕迹。

在这个产业一开始崛起的时候，可能谁也没想到竞争的决定性力量，会被上升到大疆背后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教育科研体系上来。

在被美国制裁的第六年，依然活得不错的大疆，或许也只是中国过去五十年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成果吧。

参考资料

左林右狸《无人机江湖和汪滔的前半生》

晚点LatePost《对话李泽湘：孵化大疆、云鲸后，怎么培养更多 科技 创始人》

拜登签署过的法案有哪些

拜登签署过的法案如下。
1、《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2、《清洁能源计划》。
3、《通胀削减法案》。
4、《2022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
5、《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